他在15岁踏上了海外求学的征程；学成后毅然地踏上了归乡报国之路；他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科学的地质考察；他就是丁文江。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，火车的气鸣声刺破缭绕的蒸汽，周遭熙攘的车马卷起滚滚尘烟。破旧、落后却充满了生机，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云南给人的第一感受。人群中，一个瘦弱的男子停下脚步，打量着眼前的喧嚣，沾满尘土的眼镜下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有些泛红——一别九年，如今，他终于又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。良久，他收拾好自己的情绪，顺着人流大步向出口走去，背包里罗盘和经纬仪发出几声叮当的碰撞声，那是他横跨半个地球带回来的几件地质勘测设备。从这一刻起，这个名叫丁文江的青年男子将从这里，以脚为尺、以眼为笔，开始他作为地质学者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次科学的地质考察。没有人知道，眼前这个一脸斯文的书生，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引领中国地质学发展走向一个全新的纪元，更没有人能知道，他短暂却又辉煌的一生，将成为中国地质学领域一座不朽的丰碑。丁文江，字在君，1887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的一个士绅家族。从小时候起，他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慧——5岁入私塾、10岁通四书，11岁时就能挥笔写下《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》，亦被私塾先生叹为“神童”。13岁考秀才那一年，年轻的丁文江以一篇洋洋洒洒的《汉武帝通西南夷论》受到泰兴县知事龙璋的赏识，成为其门下弟子。由于龙璋本人主张维新，崇尚新学，因而在他的力劝之下，丁家决定举债送丁文江出国深造。就这样，在1902年的秋天，只有15岁的丁文江踏上了东渡日本海外求学的征程。在日本学习的时光是那样令人兴奋，求知若渴的丁文江快速学习着日文和英文，还积极担任了留学生所办刊物《江苏》杂志的编辑。然而世事难料，两年后日俄战争突然爆发，日本军国主义趁势入侵中国旅顺港，一时间，中日关系剑拔弩张，而这种战争形势也波及到了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。见此状况，一心求学的丁文江决定转去彼时教学质量更高、生活费用更低的英国留学。恰如两年前那个秋天一样，1904年，丁文江说服了两位同学，同他一起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欧洲求学之路。
▲1910年，丁文江（前排左一）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班级合影。尽管旅费捉襟见肘，但天性乐观的丁文江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在途经马来西亚槟榔屿时，他们还礼节性地拜访了康有为。看着眼前几个心怀壮志的青年，康有为感慨万千，他掏出十个金镑慷慨赠之。靠着这十个宝贵的金镑，丁文江千里迢迢来到了地球另一端的英国，在这里，他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得以进入爱丁堡林肯郡司堡尔丁中学读书。由于他天资聪颖、后天勤奋，短短两年内连跳三级，于1906年直接考入剑桥大学读书。然而，剑桥贵族式教育和生活费用过于高昂，半年后，丁文江被迫中途辍学，但他却没有因此消沉不前，而是抖擞了精神，前往欧洲大陆游历山川，以此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视野。幸运的是，在经历了重重波折后，丁文江终于又有了重新读书的机会。1907年，他来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入工业学院预科，并于次年成功考入格拉斯哥大学，主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。由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地质学在全欧洲颇负盛名，三年后，学业优异的丁文江改地质学为主修学科，并加修了地理学，师从当时著名的地质学家J·W·格列戈里（Gregory）教授。自此，丁文江正式开启了他作为地质人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▲1909年中国留英学生在伯明翰合照。丁文江（后排左三）二十世纪初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，内忧外患的清政府统治在风雨中飘摇不定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，这一切，远在异国读书的丁文江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1911年，在取得了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的毕业证书后，丁文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归乡报国的征程。令人出乎意料的，是丁文江并没有急着回家去探视那阔别9年的亲人，而是决定借机做一番地质考察。他放弃了从英国直达上海的海路，选择中途在越南下了船，再经由陆路从越南入云南。在这次长达数十个月的旅途中，丁文江一路沿着滇、黔、湘驿道，开始了他充满挑战、孤独和未知的地质考察。从荒野石滩到湍流险峰，他踏勘地貌，考察矿藏。有时白天还是酷暑，夜里气温就逼近了零下；有时风雨来临，轻易就将他随身携带的破旧帐篷掀翻在地……然而，一路上的饥寒交迫、风吹日晒，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力，反而激发了丁文江内心的探险精神，让他变得更加兴奋、更加充满斗志。他不知疲倦地四处考察、学习、探索，从山川阔野到人文技术，那些属于中国民间的智慧和传统技术，让在海外接受现代地质学教育的丁文江大开眼界，而那些破败的乡镇和国民的愚昧，也同时让丁文江痛心疾首、惋惜不已。每当丁文江路过城镇村庄，很少有当地人会相信，他们眼前这个皮肤黝黑、风尘仆仆、与“文弱”毫不相干的年轻人，会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读书人。“哪有斯文秀才不坐轿子，要自己走路的？”当地人憨笑着的反问却犹如利剑，字字击打着丁文江的内心——这不就是外国地质学家对中国读书人偏见的由来吗？原来，彼时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公开表示，“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于室内，不肯劳动身体，所以它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，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，则希望甚少”，究其原因则是“中国文人在需要快速前进的时候始终是个负担，这个国家特有的利益观总在他们心中作祟：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是件不光彩的行为，而地质学家的工作，几乎可被视为放弃了全部的人类尊严”。作为一位留学西洋的中国地质学人，尽管心中悲愤不已，但年轻的丁文江却清楚，像李希霍芬这样的偏见并不少见。即便是在西学盛行的当下，又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学习地质这样需要风餐露宿、“不体面”的工作？每每想到这里，丁文江的内心除了悲痛还有一团烈火——他，丁文江，要从自己开始、用实际行动来扭转这种局面，打破这种偏见！从英国到中国，从打破偏见到付诸实践，这是丁文江走过的最漫长的归乡之路。在这数十个月的风雨兼程中，他从海路到陆路，从山野到村镇，纠正了中国地图上关于云、贵两省驿道存在200多年的标识错误，更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两年后，他在《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》中郑重地写道，“吾国地大物博，人众民勤，矿产之富，土地之肥，山泽之利，甲于全球，诚所谓天府之国也……今徒曰地大物博，而不知地若何大？物若何博？于实际无益也”。想要救国就要发展实业，而发展实业必“先从事地质调查”，而后者就需要集“有学识经验之士，携斧入山泽而从事于实地之测验，归则出其所得于山野者”。换而言之，想要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地质学，想要彻底扭转“李希霍芬们”的偏见，必须要先从培养人才、发展教育入手！在历经数十月后，终于回到上海的丁文江于1913年应邀来到北京，继章鸿钊出任地质科科长。不久后他就发现，中国地质事业专业人才的匮乏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，他甚至直言“我这个科里有两个科员，都不是学地质的，‘科’只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，我这个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”。
▲1919年，丁文江（左四）同梁启超等人一同考察欧洲。等待像他一样的留学生归国，一点一点来积累吗？不，那就太被动了！这样思忖着，丁文江在内心无数次问自己。直到看见那份被自己一直珍藏的文章，他突然觉得，自己终于找到了答案——那是地质科前任科长章鸿钊所著的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》，在文章中章鸿钊曾提出在国内办地质讲习所的设想，以求推进国内地质之教育，而这恰恰是解决丁文江心中苦闷的最好方法！正所谓远水不解近渴，如果“客卿”可遇不可求，那么是时候立足国内，由中国人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人才了！在丁文江的四处奔走下，民国政府工商部终于同意，借彼时的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的书籍、仪器和校舍，“以最少之经费得最大之效果”，创办中国第一个地质教学机构——地质研究所。1913年夏天，丁文江亲自主持在北京、上海两地公开招考有志于地质事业的中学毕业生，最终选拔了27名学生。几个月后，在北京萧瑟的秋风中，这些学生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，“以中国之人，入中国之校，从中国之师，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，实自兹始”。自此，在这个“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”中，中国地质事业第一批希望的种子终于有了自己的一方沃土，它们开始慢慢生根、发芽。为了给学员提供最好的教育，丁文江积极致力于为研究所聘请优秀的专业人才。在他的劝说下，章鸿钊欣然赴约，来到地质研究所，重新走上讲堂为学员授课；在他的力邀下，鲁汶大学留学归国的翁文灏放弃了洋人的高薪邀请，毅然加入地质研究所，成为丁文江推动中国地质教育事业道路上最坚定的战友。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开拓视野，丁文江在挖掘国内人才的同时，还放眼于国外，积极聘请外国专家。他力排众议，邀请彼时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的德国教授梭尔格来地质研究所任教。对于这位教师，有学生认为其“脾气差”“傲慢无礼”，质疑丁文江的邀请是否明智，但丁文江并没有轻易听信他人之言，而是亲自与梭尔格多次野外考察、学术研讨，最终确认梭尔格是一个专业、合格、值得合作的地质人才。尽管积极推动研究所教学的中西交流，但丁文江却也从不迷信外国专家，其间，也曾有外国人带着“学术成果”前来应聘，但丁文江一眼就认出，他所谓的成果实则是对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成果的“二次修改”，因此断然拒绝了这种坑蒙拐骗的“学术神棍”。
▲1933年，章鸿钊（前左一）、丁文江（前左二）、翁文灏（前左四）于北京西城美国学者葛利普居所处摄。正是在丁文江这样不懈的努力下，短短几年间，中国地质教育事业开始绽放出生机和活力，而他本人也终于可以骄傲且欣慰地发出感慨，“一所之中，有可为吾师者，有可为吾友者，有可为吾弟子者，学不孤而闻不寡矣”。
在国外研学多年的经历告诉丁文江，田野调查是地质学的源头活水，对于地质学人来说，除了要有丰富的理论基础，扎实的实践能力同样必不可缺。秉持着这样的精神，丁文江坚持“登山必到峰顶，调查不要代步”原则，明文规定了地质研究所“教师须半年从事教学，半年外出考察”——不入山野，何以称之为地质？就这样，在丁文江等人带领下，学生们走出了教室，真正来到野外进行地质考察和测量。他们的足迹遍及北京、山东和河北，每次考察时间短则三四天，长则十余天。在丁文江等人的指导下，学生们背着各种各样的仪器，翻山越岭，勘测数据，除了采集标本，还要每晚整理笔记，绘制地图，撰写详细的考察报告。在奔赴山野的过程中，丁文江总是那个最能给与学生勇气的人，如果有人爬山慢了，他就会大声唱歌或者朗诵诗歌，用集体的氛围来鼓舞他们。正如他所言，地质调查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成就，它是集体的成果，需要团队的协作精神！就这样，在辛苦与快乐并存的时光中，学生们在丁文江等人的带领下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田野经验。看着学生们交上来的调查报告，丁文江心中感慨万千：虽然还是用毛笔蘸着墨汁写出来的文字，但那些时不时从年轻人笔尖跳出的英文术语，那些被处理得恰到好处、收集标注妥当的标本，那一张张被收纳整齐、清晰细致的手绘地质图……这些，都是属于中国地质科学的火种，是正在跳跃燃烧、足有星火燎原之势的希望的火种啊！曾经的中国学者，是“李希霍芬们”眼中不坐轿子不出门、读书不语劳务事的“斯文秀才”，而如今，丁文江他终于可以挺起胸膛，道出一句“我们已有一班人，登山涉水不怕吃苦”了，这班人不仅有着结实的双腿，更有一双坚实的手臂，既拿得起毛笔，也拿得住勘测仪！1916年，地质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丁文江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向地质调查所。多年间，他多次带队野外勘探，足迹遍布云贵川晋皖浙等17个省，取得了累累硕果，其中不乏许多开创性的研究，如纠正了太行山走向的错误说法，更正了此前洋人对山西煤铁储量的估算错误……这些科研成果至今影响深远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撰写了几十篇专业论文以及百万字的地质调研报告，并在国际地质会议上，与国外学者分享并交流了《滇东的构造地质学》《中国的石炭系及其在密西西比系和宾夕法尼亚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》《中国的二叠系及其对二叠系地层分类的重要性》三篇文章，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反响。除了牵头地质调查事务，丁文江认为也应为中国地质学发展确认一个基本的思想纲领，从而能够更加科学、系统性地引领中国地质事业未来的发展。在人力、物力和财力都十分紧缺的情况下，丁文江与翁文灏、章鸿钊几经考量，最终提出了“五项原则”，为地质调查所“以实地调查为主”的发展，乃至为中国地质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调。它要求从业者“不兼校课”“坚贞自守”“力求上进”，明确了遵循科学标准、不为空疏浮文的职业道德标准。时至今日，这些已成为根植于中国地质人骨子里的地质精神，绵延不断，赓续长生。
▲1919年，丁文江在纽约曼哈顿宾馆致信奥斯朋，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概况。在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发展的混沌时代，丁文江等人以己为炬，照亮了中国地质学前行的道路。奋楫者先，奋勇者胜，他们竭尽全力为科学摇橹，用生命播撒科学的火种，是为中国地质事业开辟鸿蒙、当之无愧的领航人。
除了对教育事业殚精竭虑，丁文江本人也在地质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作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的佼佼者，他是中国近现代研究徐霞客学术成果的领军者，更是中国近现代表彰徐霞客研究历史贡献的第一人，由他整理出版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至今仍是我国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版本。不仅如此，丁文江在地图学方面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——由其主持绘制的分层分色《中国分省新图》和《中华民国新地图》，更被公认为是“跨时代的杰出作品”，被后世赞誉为“丁氏地图”，而这也是自地图诞生至今，全世界唯一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地图。原来，在多年的地质考察工作中，丁文江深感中国地图学发展之落后，绘制一套完整的中国地图成了丁文江心中一道“过不去的坎儿”——他想用一幅真正的现代地图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它真正的作用！1930年，恰逢《申报》创立六十周年，丁文江借机向《申报》总编史量才提议编制《中华民国新地图》作为纪念，得其应允后，便立刻着手开始了编绘的相关工作。在编制《中华民国新地图》的过程中，作为主编的丁文江广泛参考了八千余幅地图，搜集了大量天文测量的数据结果，采用了一千多个经纬点，经过两年的夜以继日，终于在1933年8月和1934年4月先后出版发表了《中国分省新图》和《中华民国新地图》，二者合称“申报地图”。
▲1914年，丁文江（右一）赴云南、四川、贵州调查地质。“申报地图”一经发表，便在国内外取得了巨大反响。因其制图之专业、之详细，英国皇家学会《地理杂志》和美国纽约地理学会《地理评论》直言其为“‘迄今为止最可靠的’中国地图”。这套“丁氏地图”不仅为丁文江获得了世界的赞誉，也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，成为公认最权威的中国地图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中国地图中，也都标着“国界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”。开我国地质教育之先河，开编辑地质学术杂志之先河，编著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协助北京大学恢复地质系……这就是丁文江，博学广知又充满斗志！但谁能想到，如此一个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”，如此一个被外国人誉为“真正爱国者”，却会英年早逝，死在了为国奋战的道路上。
1935年华北告急，日寇侵华战争一触即发，中国能源安全岌岌可危。若日寇来犯，北方能源基地沦陷，北煤无法南运势必严重影响南方的工业和交通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丁文江临危受命，决定前往湖南考察煤矿，同时准备为内迁的清华大学及其研究机关寻找新址。临走时，朋友劝他战时危险“不必亲自前往”，但丁文江却拒绝了这一提议，在他看来，“事关抗战，关系重大，必须亲自走一趟，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”。在湖南谭家山矿洞，丁文江为了获得一手资料，亲自下到百米深的洞底勘测，却也因此而受了风寒。在回到住所后，他因生炉御寒而煤气中毒，最终医治无效，于1936年1月5日逝世，时年仅49岁。
▲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黄桥镇米巷10号的丁文江纪念馆在听闻丁文江不幸去世后，悲恸的章鸿钊挥笔写下一副对联，“认责任内，无处可放松，治学然，治事亦然，识君以来，始信自强在不息；数交游中，唯真最难得，能让易，能争非易，从今而后，几疑直道与偕亡”。斯人已逝，空留一曲挽歌空谷绝响，何其悲也！
游历衡山时，丁文江写下的这句“出山要比在山清”，也许恰恰道出了他本人的一生——既不随波逐流也不避世离俗，要实业救国、实学强国，也要求真务实、坚贞治学。“埋骨何必桑梓地，人间到处有青山”，这，就是丁文江。 出品：科普中央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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